《中国改革》总第354期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3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13-05-01
封面专题 cover feature
前言foreword
- 承认不确定有可能促使人们态度上保持谦卑，而只有谦卑才更有可能达成共识
经济与管理economy&management
-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最简单的做法之一，是在现行体制下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剥离出来，成立主权养老基金。这个基金的收益用于发放老年人的养老金
-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 沈晗耀 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
- 季晓南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 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核心理念是要将超额储备（主要指权益性资产）剥离出来，让它回归到实体经济再生产运动中来，以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 小一 资深经济学家
- 对于所谓“超额”外汇储备的处理，在改革思路上还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由政府主导的“基金”式资源配置造成的二次扭曲
- 霍侃 于宁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 城市群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推动形成的。政府可以做一些顺势而为的事，但必须小心翼翼
- 雷曜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 陈维 交银国际副首席执行官
- 互联网金融实现了用户体验革命、成本下降和市场扩展，也对现有金融模式和格局带来了重大冲击
- 汪德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
- 矛盾和难题并非能通过试点来寻找答案，而只能依赖于顶层设计。“营改增”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让不同产业形态的税制统一起来，让产业的发展遵从市场的需要
- 孙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条件，中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实施更大胆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政策
政府与法治law&government
- 杜珂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 制度建构是核心，每个人的权利义务要基本平衡。道德约束只能起到边际上的调节作用
-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 李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 中国必须从制度上建立更多的社会对话与沟通机制，建立社会的“安全阀”机制
财新圆桌caixin roundtable
-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近一半研究团队与五位中国学者聚首，研讨复苏中的美国经济
- 胡继晔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 构建涵盖所有公民年老后基本生活的“国民基础养老金”
- 张小彦 美国凯特智能决策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社会学博士
- 以科学的系统数据为依据的管理体系为美国成功防治酒后车祸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减少万余人死于酒后车祸
-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千万不能重蹈以往对人口现实的误判，一再贻误适时调整生育政策
- 董良杰 原美国夏威夷大学环境专家
- 概而言之，治水之道就是“抓住两头，巧取中间”，即遏制工业污染源头，确保百姓水龙头安全，以净水产业突破中间环节
- 王茹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 现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大多过于注重生态指标的评价，而忽略了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综合维度，影响了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 白韫雯 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高级研究员
- 杨富强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高级顾问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严重的空气污染催生了1970年美国首部《清洁空气法》，后经1990年修订，最终成为全世界治理空气污染的法律标杆
- 林永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 许多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仍然不够，绿色发展理念大多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缺乏严格贯彻落实的勇气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地球planet
中外international
- 倪伟峰 唐家婕 财新《中国改革》特派纽约记者
- 中美共促亚太和平、稳定与繁荣，既是重大课题，也是共同责任
- 迈克尔·d·唐纳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计划支出削减不到gdp的0.03%。如果美国经济连这种规模的支出削减都无法承受的话，那么就和希腊没什么两样了
- 亨利·j·艾伦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 由于错误地相信支出已经失控，国会愿意让自动减赤生效，给依然疲软的复苏之势带来了不必要的阻碍
- 爱丽丝·m·里夫林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 不再相互指责，着手做实事，制定合理的预算协议，促进经济恢复，让债务问题走上可持续化发展道路
- 张昕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
- 俄罗斯寡头迄今缺少自我复制的能力，更多的是历史巨变过程中的一个一次性事件
新文化culture
- 程晔 旅加学者，奥地利学派和当代自由意志主义研究者
- 政府如能尽快推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产权、自由、公正、法治。那么，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一定可以带来持久的物质繁荣和精神富足
- 吕途 发展社会学博士，工人问题研究者
-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准，不仅是社会的富人有多少或有多富，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穷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